作為意識狀態的橋下:論TAI身體劇場《橋下那個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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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iq Matay

2024-10-10

特約評論系列 #2

英 EN

《橋下那個跳舞》是TAI身體劇場的藝術總監瓦旦.督喜在2015年編導的舞作,描寫部落族人在都市打工與生活的場景,透過歌聲、一段段腳譜的推進,不按尋常邏輯,展演個人與群體的情緒,並時而釋放出內在的緊張狀態。

 

這是我第二次觀看這齣戲。不同於2015年在花蓮客家文化館演出的版本中,舞作透過階梯舞台的空間塑造觀眾對於城市橋下的想像,2024年6月在花蓮舊酒廠舉行的展演中,觀眾席與舞者就在同一個平面上。少了建築空間對舞台與觀眾席的區隔,我們能近距離的觀看,水泥廠房挑高且空曠,舞者用力踏出的腳譜以至於發出的聲音,都清晰迴盪在空間裡。我看演出的當晚,外頭下著雨。挑高的廠房頂端有一整排窗戶,不僅打進了雨聲,也穿插著外頭機汽車濺起水花的聲音,還有稀稀落落聽得不甚清楚的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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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身體劇場,《橋下那個跳舞》,2024年演出畫面,攝影:林靜怡。圖片致謝:TAI身體劇場。

 

「真像在橋下」我心裡想。

 

生活在花東縱谷的部落,橋乘載著人們每天日常的移動。人們有賴它通勤、就學或購物,自然也迎來無數旅客。橋也滿足了我自己對他方的好奇,它有著父親帶我們出遊的記憶,也是自己每次旅遊時的必然印記。橋更是人們抒情的對象,它乘載著離別、思念,亦或是夢想實踐的嚮往。然而,在都會中,橋底的空間往往是城市邊緣的逃逸空間,底層階級在此創造充滿活力的生態系統。

 

在這座老舊的酒廠中,TAI身體劇場的舞者們試圖讓我們凝視橋下斷裂的空間——廠房內矗立的四根挑高水泥柱,在此便是橋墩,水泥澆築的天花板自然就是橋底了。劇場一開始,有兩人拿著手電筒探照,另三人蹲坐在水泥柱旁,小心翼翼地躲開手電筒的光源。突然有個人站起來自述,以身為離開部落的青年引領讓觀眾看見橋下躲著手電筒的是族人在入夜後於城市中駐足的角落。然而舞者蹲著身體,屏住呼吸躲著手電筒的畫面,也投射了生活在部落的獵人們,在看到手電筒的光源時的緊張氣氛。

 

劇場一開始的節奏非常緩慢,現場昏暗且氣氛緊繃,我就像經歷著令人窒息的漫漫長夜,直到橋下舞者開始舞動,腳步節奏的變換結束了長夜,工地開工了。舞者們或推著單輪手推車,或抵著鑽地機強烈震動,從一個人到一群人在高聳的水泥柱間移動,從一個工地再到另一個工地,身體跟著工地機具節奏舞動著身體。這裡鮮活地描繪了人們異化的勞動。族人的勞動無法自由自在發揮體力和智力,也無法透過勞動展現自我的創造力,更無法在勞動的過程中回應部落文化裡人跟社會的關係,卻在腳譜水泥地板踏滑的節奏裡傳達備受折磨的肉體。而腳掌磨擦出的低鳴,如部落裡族人織布時,從音箱傳出pung-pung的共鳴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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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身體劇場,《橋下那個跳舞》,2015年演出畫面,攝影:陳逸軒。圖片致謝:TAI身體劇場。

 

橋下「那個」跳舞:作為不具名的結晶

 

舞者穿梭在矗立的橋墩之間,彷彿讓我看到了織具與穿梭交織的織線。劇場隨著在工地工作的情景,節奏變快,身體與腳譜也顯得緊促且繁重。橋下的故事也開始變得混雜,他們開始唱歌。由於異化的強制勞動,幾杯黃湯下肚,舞者蹣跚的步伐依舊踩踏著腳譜,他們透過情歌唱著心中的慾望,突然又抱著階梯架跳起西洋舞步,然後轉身坐上工地的搬運車,任由其他舞者推著,一邊推一邊悠然唱歌,有時還會抱著吉他。

 

在這裡我覺得白天與黑夜似乎混雜了一起,然後重複著歌舞及工地重複的移動。每個片段既沒有完整地描述一個故事,而每個片段的連接也沒有特定的邏輯。當我們以為這是在描述一個離鄉族人於都市的生活,越想嘗試理解卻又被下一段迸出的腳譜打亂。突然,舞者停下腳步,靠著橋墩坐下,雙眼往前凝視,用力地吸氣再重重吐出。

 

透過舞者簡短的口白及工地裡勞動身體的展演,《橋下》不只給我們關於處在橋下角色們的想法,更給我們更多意識的空間,這包括了更多的直覺、未成形的念頭,以及我們對刺激的反應等等。在這個沒有畫清舞台與觀眾席的劇場中,所有的混亂與碎片全部匯聚成一團凌亂的線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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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經架:織布前的準備工序,安排經線的排法與張力,再移到織布機上。圖片致謝:作者。 

 

「我在工廠裡工作。工廠是做線材的。有時候一大袋的線很便宜,我們就會買回去。我們也偷過線,往窗外丟,底下的人接。這些線就會帶回部落,阿嬤就可以織。」

 

在這段我在2021年對一位旅居城市工作的家族成員所做的口述中,她為我們提供了關於編織的重要見解。我們喜歡各處收集線材,隨手融入我們當時正在織的布。即便表面上看似錯落,實際上卻是豐富的社會和個人生命肌理。這種非線性的視角,或可作為理解《橋下》的隱喻。劇中安排很有趣的情節是,族人也會被誤認為是來自東南亞國家的外籍移工。不僅如此,即興編唱的歌曲也會穿插台語。這樣的安排其實更是赤裸裸地呈現在勞動異化的市場裡,橋下不僅僅只是離開部落的族人。此時我不再只是看到線(橋下穿梭的人們),也不再只看到不同線材交錯的斑斕,而是看到一場「織」的行動。

 

「我一直在織布。直到刀棒斷了,我才意識到我的先生不在我身邊,後來我就把織具都燒了」——一位部落織者的經驗。

 

這則匿名的口述為我們揭示了編織如何超越實踐本身的物質性,成為一種深刻的存有狀態。這則洞見啟發了我對舞蹈作品的理解。顯然,不管織布與否,離家或是返家,劇中故事的不連貫不僅呈現橋下世界的複雜性,也呈現了橋下「那個跳舞」的包容。人們在橋下的演出,是斷裂的、不連貫且歇斯底里的對抗性展演。他們將在心理擠壓的各種情緒,透過一段接著一段的腳譜釋放,卻又維繫著對家與對自我文化認同的牽絲萬縷。

 

生命的發展從來不是直線性的,舞者踏著一系列不連貫的譜,一群人聚合又分散。舞者們跳著畸形的舞,偶爾混著祭典舞。畸形也混雜著含糊且拼湊的字字句句,唱出離鄉的辛酸,也唱出對愛人的情慾。一頓狂亂的劇情直到舞者精疲力盡,靠在水泥柱用力吐氣時,如同他們腳掌地面磨擦的聲音一般,是橋下的人,也是部落族人存在的宣示。當舞者凝視時,坐在觀眾席的我們也被凝視著。

 

舞者在劇場中的演出有很大的轉變是,從一開始我們可以很清楚的劃分白天與黑夜,到時間重複與停滯,舞者似乎更像是即興的演出,他們把生活雜亂的經驗重新改變,這或許也是一種創造的能力。然而,看似即興的、沒有邏輯且片段的演出,似乎也在傳達著都市裡的族人對家的思緒如何在現實裡屢屢遭受截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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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身體劇場,《橋下那個跳舞》,2024年演出畫面,攝影:林靜怡。圖片致謝:TAI身體劇場。

 

橋下那個「跳舞」:舞是弱者的聲音

 

《橋下那個跳舞》整場演出沒有太多的獨白,一些評論將《橋下》相互不連貫的元素視為舞作面臨著文化翻譯的問題,或者將這些舞步的複合性視為不能言說的事物。然而,我認為舞者給出了一種「橋下」意識:這種意識面臨勞動異化的難題,也呈現抵抗性的展演。這種方法不僅僅只是關於當代原民到城市追求所謂美好生活,從某種層面上來看,我們不需要透過敘事、故事的描述或是對話在劇場的角色中跳來跳去,我們只要在整齣劇一直待在「橋下」的意識裡。橋下開展的空間容納著漂泊的人們,前面的碼頭,或許只是某個人的船塢。

 

《橋下》或許就是以原住民族作為主體,觀看並詮釋橋下的現實世界,混雜在歌詞裡、腳譜裡,也隨著混雜的線材被織進部落的織布裡。從「橋下」意識裡觀看到的是關於現實生活裡的大千世界,混雜的元素也讓我們可以看見與反思的是,由原住民族演出的劇場,不再只是描述一個均質的傳統生活文化想像,也不再將原住民族在當代的生活經驗置放在一個被解讀的對象。而是透過異化勞動的身體,從壓抑的心理迸發的歇斯底里的情緒與腳譜,以及混雜的語言,帶領觀眾看見同樣在橋下備受肉體折磨的人們,拓展該作品更多的共鳴與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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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Ipiq Matay是來自支亞干部落的太魯閣族藝術家與研究工作者,專注於編織實踐也思考織者的存有學。她目前就讀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社會人類學系研究碩士學位。2014年至2022年,Ipiq曾在多個太魯閣族部落進行教學及社區工作。她廣泛參與中小學及非政府組織合作發展文化復振計劃,也共同發起多個部落立體地圖測繪工作,研究傳統領域的知識主權。在此期間,她也學習家族內外各種太魯閣族編織技術。這些經驗促使她反思原民知識論和教學法背後隱含的政治性。Ipiq透過對太魯閣語的存有學詮釋以及編織實踐,對此議題進行深入探討。Ipiq曾共同編輯《支亞干部落編織地景》(2018);參與展覽包括《女性工藝師的日常步調》(2017)和《Spi/Spi/Sepi:織與纏繞》(2022)等。